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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还能成为中国的改革之胆吗?

[日期:2016-04-07]   来源:罗天昊公众号  作者:罗天昊   阅读: 204[字体: ]

春潮。

 

一半是海水,一半是火焰。

 

前段时间,深圳禁摩事件愈演愈烈,引起关于深圳包容精神失落的争议;而不久前的两会,国家领导人专门到广东厅,鼓励其继续猛志改革。

 

中国的改革模式非常独特,遵循的是上下互动的模式,即改革先从地方开始,如试点成功,则推向全国,如失败风险也不至撼动全国。改革开放三十余年,众多重要改革均发轫于广东。在中国地方改革中,广东的改革实践至今走得最远。

 

改革的头脑在中南海,改革的胆在南海。

   

中国即将启动的“二次改革”,比第一次改革,动力逐步退化,而阻力而更为巨大,需以更大的胆魄,破釜沉舟。作为曾经的改革排头兵,成为中国改革之胆,广东大责难辞。

 

对于目前的广东来说,存在三大隐忧,一是改革动力弱化,二是广东相对内地的制度优势逐步拉平,三是广东逐步内陆化,形成了利益集团。

 

改革动力逐步弱化

    

改革动力弱化并非仅仅关乎广东本身。著名学者常修泽提出“三波转型论”,革命属于第一波转型;改革开放本身属于中国第二次转型,主要完成了经济体制的现代化,社会政治领域改革滞后,使后期的经济改革也举步维艰。几乎形成 “失去的十年”;第三波转型,即全方位的发展模式和体制转型。中国目前的改革,处于从第二波向第三波转变的阶段,停滞与迟疑乃是普遍现状,亦更显现实的复杂与历史的反复。

 

坦白地说,国家改革的动力,其实一直呈衰减趋势,改革初期最迅猛,中期逐步减缓,而至后期,则开始停滞乃至倒退。作为地方,广东的改革周期,也与国家改革大周期息息相关。

 

在整个改革过程中,当广东猛志改革,而国家亦猛志改革时,改革推进的最为深远,当广东猛志改革,而国家逐步停滞时,广东仍可有作为;当广东动力稍减,而国家仍在前进中时,广东在随大流中仍在前进,而在国家与地方改革动力均有所衰竭的时候,广东的改革,才最终停滞。

   

改革的本质,是杀出一条血路,所以,双引擎乃是奢侈,哪怕只是单引擎,仍可志远。最怕的是从国家到地方,动力均熄火。 

 

国家改革与广东改革的共振,大约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。尤其是深圳冲锋在前,虽然多次惹出争议,但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,准能在关键时刻表态支持,最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,广东在很多充满争议的领域闯关,成功后国家复制经验,在全国推广。

 

失去共振之后,广东的改革,越来越难以深入,亦难以取得共识。在改革后期,整个国家的动力衰竭,各地的改革均出现一定程度的停滞,从本世纪之后,广东就没有推出影响全国的颠覆性的改革,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。

 

改革的分散化削弱广东优势

 

改革早期,中国实行非均衡的发展战略,沿海带动内地。与此对应,改革领域亦是先在沿海试验,再推广全国。由此,广东往往能够在制度改革领域领先其它区域五到十年。全国四大特区中,有三个即在广东,凸显了广东在全国改革棋局中的地位。

 

中国仍非完全市场经济国家。市场与权力的力量,交互支配资源配置。政治周期对于地方发展差异巨大。至上世纪90年代,改革试验区域逐步扩大至上海以及后来的天津与重庆,而自2008年开始之后,国家更是在几年之内,推出了数十个国家战略,改革已成多点开花之势,不再寄希望于一城一地,特区不特,广东不广。

 

冲击广东的另外一个因素,是改革逐步呈现出发散式的局面。改革中期以后,国家逐步推行了普惠式的改革,改革的突破不再是沿海到内陆,而是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破局者。

 

比如,在医保改革领域,率先改革和最彻底改革的地方并非广东,而是深居内陆的陕西神木。再比如户籍改革,比较富裕的沿海区域,如京沪广深等地,户籍反成为负担,无法进行大的改革。新的改革时期,全国形成了均势竞争,出现了多中心的局面,广东难以独美。

         

广东内陆化之忧

 

此外,广东已经日益“内陆化”,早前,尊重市场、富有活力是广东的特点,而近年来,广东恰在这几个领域逐步弱化,也出现了利益和阶层的固化,社会活力有所丧失。

 

以深圳为例,1995年前,深圳平均年龄为25岁,而自2005年以来,深圳人口的平均年龄,即逐步稳定在30岁左右,十年时间迅猛飙升,反映了深圳对青年人口吸附能力逐步下降。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利益格局。对于新兴力量和新兴阶层形成了排挤效应。对于农民工以及农民工二代的容纳方面,深圳并没有比内地城市做的更好。数百万非户籍人口,没有享受公平的社会服务,也无法产生自己的人大代表。而早期以高效著称于世的深圳行政体系,亦逐步与内地趋同,开拓进取精神萎缩,改革锐气渐失。

 

虽然广东被称为民富,但劳动收入占GDP比例却逐年下降,同时,过去十年广东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,阶层固化格局已形成,共享发展堪忧。

 

广州亚运会,深圳大运会,都曾大规模赶人,使部分弱势群体失去了热望,今日深圳因为禁行电动车,而与部分市民闹僵,更是争议巨大。而近年深圳房价狂飙,对于创业创新,以及青年成长,都造成了巨大伤害,阶层利益的固化,社会活力的消退,开放精神的衰落,是对广东最大的戕害。

 

一个富有活力,猛志改革的国家或者地区,必然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栽花的热土。

 

以深圳为例,从吴南生到梁湘、李灏、厉有为,早期的改革家,无不具备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和理想主义色彩。袁庚的名言是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,梁湘的名言是:“改革是一场革命”,而李灏最喜欢的一本书,是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,从精神气质上说,他们既具备使命感,亦有颠覆旧世界的胆识与勇气。同时超越个人得失,计天下之利,求万世之名。

 

而在广东省层面,早期主政者,亦多为改革闯将。从习仲勋,到任仲夷、林若、谢非,均高举改革大旗,其时的广东,充满活力与生机,滚滚江海带着草莽之气,呼啸而来。

 

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,广东已跃居中国龙头十几年之久,当初的改革者已扎根,也形成了自己的利益,同时,第一代移民已经沉淀,通过新兴力量冲击改革的策略,逐步失效。

 

从耕耘者到收获者,日渐庞大的既得利益,形成对改革的巨大阻力,深圳最近十年呼声最高的行政三分制改革,最后无声无息。改革与革命的逻辑类似,改革动力最强大,最容易成功的地方,都是一片贫瘠的地方。一旦成功,就希望刀枪入库,自我革命最难。

 

改革中后期,广东的主政者,多数来自外地,这源于改革时势的变化。随着中国改革的推进,区域竞争导致了地方主义的崛起,国家为平衡中央与地方,后期多安排空降兵主政广东,同时,这些空降兵的优点,是大局意识更强,自2000年之后,几乎所有主政广东的一把手,都成长为国家领导人。广东的改革大势,亦开始变化,这种变化,很难说完全好,还是完全不好。就如一条激流,从前是自由奔腾,泥沙与巨石均夹杂其中,激昂而又带有一定不可控性,现在开凿了固定河道,河流从此有序,但是也失去了一些野性与冲击力。

 

袁庚去世,举国哀悼。世人哀叹“深圳已无元根”,某种程度上,乃是对于深圳以及广东改革的忧虑。

 

广东如何成为中国改革之胆?

 

改革开放以来,广东一直敢为天下先。

 

时至今日,举国都在寻找动力,总体而言,广东的改革传统仍然非常强大。历三十余年改积淀,改革精神深入骨髓,树大根深。

 

广东的一大优势,是在全国率先基本建成市场经济。对于市场的尊重,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。广东在全国范围内无出其右,世所公认。从深圳特区初创的追求效率,开拓进取的改革精神,到今天,广东仍然有很多领域,走在全国前列。90年代,国企与集体企业改革的突破,就发生在广东惠州与佛山。美的与TCL的增量改革模式,为全国所仿效。大部制改革,亦发轫和小成于广东,社团登记在广东率先推行,在社会管理领域,广东是中国最宽松的地方,简政放权力度最大。

 

就经济的主体而言,广东民营经济虽历经磨难,但羽翼已丰,不可撼动。广东最富活力的产业多数为完全竞争的行业,如广东为中国的家电之都、快消之都、家具之都、IT之都、日化之都,美的,格兰仕,华为,腾讯、TCL、创维等广东企业,均经过市场化的彻底洗礼,这些民营企业是最尊重市场、最富有契约精神的企业,在广东,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

 

高素质的公民素养,亦使广东改革拥有更多的动力。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洗礼,广东人深刻理解改革,在富裕程度、受教育程度、市场经济意识、公民契约意识、现代文明素养、眼界与视野等方面,均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尤其是深圳,中国移民之城,融合传统与现代,形成中国所有城市中最恢弘博大的气度。在富有中国特色的“上下互动”的改革模式中,广东改革有来自民间的强大推动力量。改革的动力更多元,创新驱动能力强大。

 

广东为全国最大的移民省,利益构成相对多元,文化多样性明显,对于旧有格局的冲击力更大,开放性在国内无与伦比,连江浙都难以望其项背。这些因素,都可保证广东相对其他地方更富有改革激情和胆魄。

 

广东在中国的整个版图中作用巨大,但其地处南国,属于权力末梢,民风开放,其改革胆魄,远超京沪。广深等城市既是国家经济重镇,又无过高政治地位,无过大政治负担,比京沪更灵活,可猛志改革。这些都是广东无法取代的优势。

 

 广东是中国最鲜艳的市场经济之花,唯其永不凋零,才不负春光与南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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